这个农历新年的假期可真是出人意料。放假前我请爸妈来北京，本来准备在北京过年。结果一切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打乱，变成我妈在半个月的时间里给我做了一遍我小时候爱吃的饮食。远程复工开始之前，我送走了爸妈，女朋友从老家回到了北京，于是又变成了我到现在为止过上了每天做饭、工作的循环。
最近尝试了一些以前没精力尝试的东西，比方说使用金华火腿，还比方说做包子，烤蛋糕。再这么下去，我肯定还会尝试一下做馒头，饼干，土司面包之类的了……
在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前，其实我对下厨这件事没有太多感觉。那时，我对吃这件事也没有太多感觉。
作为一个在重庆长大的孩子，好吃的东西从小就没缺少过。而且我外婆是都江堰人，做得一手好菜，乃是因为她的父亲曾在清末民初的都江堰经营一家酒楼，她所了解的川菜饮食文化比较丰富，家里的好多菜的做法都是从她那里学到的。曾经家里的“川菜之魂”郫县豆瓣酱，都是她自己酿造的。我还记得我们老老小小一起帮忙剥胡豆（蚕豆）的情形。
不过，这些记忆都是后来我才总结的，小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当我离开了重庆，当我外婆过世后，它们才变得越来越清晰和强烈，甚至驱使着我去打开灶火。这些生活与饮食的点点滴滴，就像背景声一样，就像夏夜窗外的虫鸣蛙鸣，等它们消失了，我才意识到它们曾经存在过；它们虽然消失了，却随时可能在耳畔响起。
大学的时候到了武汉，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饮食吃不大惯。武汉的饮食，自有其特点，它的特点在我这个初次出川的重庆人看来，就是没有特点。觉得一切都寡然无味，包括大家认为武汉“过早”的代表饮食，热干面和豆皮。
即使如此，现在的我对热干面和豆皮的评价却并不低，它们的特色愈发地明确。武汉这次遭受严重的疫情和人道主义灾难，热干面和豆皮变成了一种符号化的愿望，也就更不限于食物本身了。它们代表了一些武汉人，乃至所有中国人，被剥夺了的东西。
由此可见，饮食这种东西，当它作为一日三餐，它就显得稀松平常。就好像我现在可以说，我家亲戚似乎有一大半都是美食家，都有自己的拿手好菜，但我以前从不这么看他们，他们自己也不这么定位自己。而当你被迫，或者主动地跟熟悉的饮食产生距离，它们才显露出不同寻常。
同理可得，如果一个人下厨是为了三餐之必需，那么他多半也没什么闲心去思考下厨这件事情本身。我以前下厨，多是在周末作为一种娱乐活动，非常乐于探索和迭代。这个漫长的社会大隔离时期，目前每天下厨半个月，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一个漫长的娱乐活动。所以我尚且还有闲心去思考下厨这件事的不同寻常。
在这个非常的时期，餐馆关门了，外卖停止了。现代社会赋予人们的可以不下厨的选择，被剥夺了。每次出去取包裹，都能看到有人买一大箱一大箱的方便面，火腿肠。我意识到，现代社会不仅赋予了人们可以不下厨的选择，并且剥夺了不少人可以下厨的能力。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会下厨并不是什么问题。哪怕是在传统的生活中，一个家庭里往往不是每个人都会负责下厨。现代社会的精细化分工，使得人们除了工作以外的事务，都可以交给别人打理——这要是放在古代，起码得是大官和大地主大商人的生活待遇——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在古代，城市里的小贩、游商、短工，也得依靠餐馆来解决饮食问题。换句话说，依靠公司单位食堂的我们，和古代的长工没有不同；依靠公司楼下餐馆，或者外卖的我们，和古代的游商也没有不同。
现代比古代好的一点是，我们的物资和饮食文化都极大地丰富，普罗大众确实不用亲自下厨或者养一个后厨班子，就能比较轻松地吃到各种自己想吃的食物，来自全世界的食物。
对家乡味道的思念，是我走进厨房的原始动力。女朋友喜欢并欣赏我在厨房中探索出的各种味道，包括我的家乡味道和她的家乡味道，使我乐在其中。当我们去探索更大的世界，接触到地球各个角落的美食，我们又可以想办法将它们带回我们的厨房，我们的厨房将会成为这个星球的文化缩影。
食物，是人们饿的时候会想的东西。它代表了人与故乡的分离，童年的消逝，代表了行走的足迹，人与人的相遇，未探索的世界……在这个越来越充满危险和危机的世界，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唯一确定的东西还是那些千百年来人们喜闻乐见的味道。能亲手把这些味道生产出来，这使人感到安心。
愿世界和平，大家每天都能吃饱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