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官方和媒体的话语体系里的“黑客”一词贬义较为明显，随便一搜关于黑客的新闻，大都是违法犯罪相关。一般民众对“黑客”一词的理解也会相当模糊，生活中也不乏遇到诸如QQ号、网游账号被盗之类的被黑案件，另一方面又对黑客能够破解计算机系统的能力感到神奇乃至佩服。
方可成在《中国缺乏一种真正的黑客文化》一文中表达了对中国黑客文化的反思，与西方（主要是美国）的黑客文化传统具有显著的社会运动性质相比，中国的黑客给人的印象只停留在破坏、发泄和盗窃这方面的犯罪行为上。然而真的是如此吗？
1 西方“黑客精神”的源流
其实西方的正能量“黑客文化”也是近些年来的成果。自由、共享的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自由软件运动”或者“开放源代码运动”的影响。
这两种运动也很容易让圈子外的读者混淆，简单来说就是自由软件运动追求的是软件这种智力资源不受大公司、政府或任何权贵力量的控制，而使得软件（包括它们的源代码）成为人类公共领域的共有财富；而开源运动则退了一步，仅保证软件应该是（有条件的）开放其源代码给人类公共领域。听上去就是自由软件运动是比较“左”的，而开源运动则是比较实用主义的。
这类运动诞生于嬉皮士文化兴盛同时是美国IT创业时代的60-70年代，那时候微软、苹果、IBM等公司的故事如今已被大家所熟知，商业的力量驱使着美国最有头脑的年轻人们筑起围墙在计算机方面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也让另一些人反对这种历史趋势要建设自由软件社区对抗资本主义暴政。
而更早的时候，乔布斯也是一名黑客，它和好朋友沃兹破解了AT&T电话公司的信号协议，还售卖自己制作的“蓝匣子”，可以免费打电话。这种黑客，在当年仍然被称作黑客，虽然从事的是充满铜臭味的违法犯罪活动。
如今，美国和欧洲仍然是商业类黑客，或者实际构成商业侵权行为的黑客的主要活动地点。以各世代游戏的破解为例，主要的破解开发者都是美国或者欧洲的计算机爱好者。它们编写的软件可以破坏游戏机的防盗版机制，从而备份游戏内容到网上，共享给其它破解机使用者免费游玩。而中国这类并不方便或者不具备大量正版游戏消费习惯的国家，是这类黑客作品的最大“受益”市场。不过他们虽然侵权，但事实上钱都进了贩卖破解机的奸商的口袋里，这些破解“黑客”几乎不能得到直接的金钱利益。同理还有iOS的“越狱”开发者。
有意思的是，虽然现代的这些“黑客”做的几乎是和乔布斯年轻时代本质相同的事情（和乔布斯不同的是他们基本上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仅仅为了好玩或者成就感），但是他们现在所利用的破解工具，或者说制作他们的工具的材料，往往是上面提到的“开源软件”。通过极其丰富的开源软件代码，他们能够非常方便地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从而加快黑客工具的开发进度，完成以前甚至需要一家大公司的员工合力才能完成的工作。两种迥然不同的黑客精神就这样汇流了。
因此可以说，西方黑客精神即使到如今，也不是纯粹的社会运动精神。它具有非常有意思的资本主义风味，一方面它是对商业文化的寄生，另一方面它又是对商业文化的反动。本质上它代表的是一种“智力过剩”，个人的生产力发展远大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个人能力的需求，个人智力价值的实现无处释放，于是就有了自由软件社区、开源社区、黑客社区。至于社会运动，少数“黑客文化”先锋，如自由软件社区的领袖 Richard Stallman 有一套自己的社会运动理论，或者一些行动派如 Aaron Swartz 对社会现实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以及变革的行动，其实大多数黑客仅仅是因为好玩，或者说“只是因为有这个能力”而成为黑客。
2 中国的黑客社会运动了吗？
在中国谈论社会运动有一种太监谈论性生活的意味。我的理解是中国不存在真正的社会运动，所以自然也就不存在黑客的社会运动。但这不代表中国的黑客就没有社会运动的精神，他们只是没有这个机会而已。对于黑客来说，智力挑战是真正的挑战，社会运动只是给这种挑战找个动机罢了。
大量的中国程序员、计算机爱好者是开源软件的受益者和代码贡献者，西方的黑客文化多少耳濡目染。由于有大量的聪明人存在，对这个社会的现实也有自己不断深入的看法和观点，甚至会有意识地去了解相关知识和构建自己的理解体系。这并不奇怪，就像文科生也会对科学和或技术产生兴趣，成为跨界爱好者一样。
于是有趣的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确不存在社会运动，但是中国有一个人人都能感觉到的，“前社会运动”存在，那就是“反对不能进行社会运动的政治环境”的运动。
媒体从业者都很熟悉了，媒体圈或多或少会对政府的新闻管制和言论审查感到反感，从而形成一种业务探讨话语，对这种限制进行批判或者以实际行动试探天花板的努力。对于一些从业者来说，这需要对政治现实有充分的理解，以及足够的业务技能，才可能实现那么一丁点专业理想。
其实程序员，也就是潜在的“黑客”们所遇到困境和记者何其类似。事实上，仅仅在几年前，中国的程序员们还生活得风平浪静，为中国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建设热火朝天地添砖加瓦，欣喜于自己成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有用的一群人。然而，迅速高筑起的防火长城，让其中的很多人再也放不下一块平静的键盘了。
防火长城为了最大限度过滤对社会主义中国有害的信息，秉持宁可错杀整个国外网站也不放过一个有害网站的精神，把程序员十分依赖的一些技术类网站例如 Github（现已解封） 乃至他们需要查找（主要是英文）技术资料所需的Google，或者与全世界程序员交流可能用到的Twitter、Facebook封锁了。这相当于不给马吃草，又要马儿跑。
因此，突破封锁的软件开始流行。最先被大众所知的是一小撮著名海外奇怪宗教分子开发的各种门系列，但程序员深知这类软件的运作原理，根本信不过他们。于是开始涌现出一批通过利用现有的开源软件代码库，迅速开发出来的开源科学上网工具。这些工具由于其开源代码提供的兼容性，可以运行于现有的几乎所有智能设备平台，包括PC、Mac、手机、平板乃至路由器。还有人看到了商机，开始基于这些软件提供付费的“上网加速”服务，乃至于提供自带“科学上网”功能的路由器。这些“奸商”都并不是这些软件的作者，就像前面提到的破解游戏机一样。出于符合相关政策法规和文章结构的原因，本文就不一一介绍了，感兴趣的可以自行查找相关资料。
这类开源“科学上网”工具，包括软件包、路由器固件、改版软件等，加到一起，应当有接近百种。靠此类工具搭建起来的商业产品，更是数不胜数。这已经算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社区了。
这些软件的出现，可以说一方面是出自程序员对自己工作生产力所需的网络环境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以自己的智力反抗了现实中的不合理统治秩序。而政府对此的回应是，他们想对此立法确定这是非法乃至犯罪行为，还抓了几个开发者。但是这能阻挡开发者们么？肯定不能，这种自由联通的网络环境，是他们生产力的保障。不合理的管制手段一天不停止，这种基于技术和智力的社会反抗运动，就一天不会停止。
他们可以说是被“逼上梁山”。
3 什么是“真正的黑客文化”？
综上所述，黑客文化本身是很简单，与政治或者说“社会运动”扯上关系，是一种橘生淮南淮北的因素。
真正的黑客精神其实就是：我很聪明，我能搞定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不太好，我要让它改变一下，改完了，你们看看，是不是很奇妙？
黑客生活在社会中，总会有一天有一个黑客发现，这个社会的一些东西需要改改，而他可以从代码开始让社会改变。
独立个体的特质叫精神，群体特质则叫文化，黑客文化就是这样建构起来的。
一切都很自然。
